最近,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选了他父亲任总统期间的国防部长切尼做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切尼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油田服务公司,达拉斯的哈利波顿公司的董事长。他这下出来当官,每年要损失几百万美元的收入。他在商界的薪水每年达几百万,还有价值上千万的股票选购权,而选上了副总统,年薪不过十八万。金钱上的损失,不可说不小。

  其实,这是美国的传统。要想发财吗?不要当官。想当官吗?就别指望发大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不仅有法律上的约束和限制,即所谓必须避免利益冲突,而且有政治文化上的深远传统。

  在美国建国以前,各个殖民地的民选官员就有义务为公众服务的习惯做法。比如在弗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议会的议员们是没有薪水的,他们从家里到威廉斯堡来聚会,还要自己倒贴车马旅费。在竞选的时候,照习惯他们要自己掏腰包请选民喝郎姆酒或糖浆水(这就是可口可乐的前身)。当时在弗吉尼亚积极从政的人,继承了英国贵族的一种观念,从政是争取人生荣光的机会,是一种高尚的事业,它和经商逐利是绝对分开的。

  后来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是这样的一个弗吉尼亚人。他出身并不十分富有,只读过小学,十五岁就开始工作,担任土地丈量员。他不是不想发财的人。当时的北美殖民地,很多怀着发财梦的人都指望从土地开发里赚钱。华盛顿也用土地丈量员的薪水买下过几千英亩的土地。可是后来他竞选弗吉尼亚的议员,担任州国民兵的军官,甚至统帅美洲革命军队抗战八年,却都是没有薪水的。1775年,独立战争在马萨诸塞爆发,华盛顿在弗吉尼亚议会上说,我要自己出钱征召1000名士兵,带领他们去支援波士顿。多年后,詹姆斯河公司赠送给他一批股票,对他为美国革命作出的贡献表示感激。那个时候,他已经当过总统,却仍不富有,他需要钱来维持起码的体面生活,绅士的荣誉感却让他不敢收下这些股票。他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问该不该拿这些股票。还是托马斯·杰弗逊给他拿主意,将股票赠送给了一所大学。终其一生,他从来没有很富有过。他的财产,“不过相当于英国一个中等农夫的水平”。

  美国的这一传统,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使得热心于政界的人必须是有一定家产,不必为衣食奔走的人,这些人就是各个殖民地的绅士。荣誉是他们中间的共同准则。这种传统杜绝了通过官位致富的腐败,事实上也限制了穷人阶层参与政治的空间。正是这一条件,使得政治和观念上十分激进的美国革命具有相当谨慎而保守的风格。在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上,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讨论要不要给未来的联邦议会议员、总统和其它官员发薪的问题上,他们主张给这些人一定的薪金,让他们可以以此谋生,从而使必须养家糊口的平民也有可能参与政治。而另一些人仍然认为,从政和金钱收入必须截然分开,为公众服务的政治活动应该是不计金钱的义务劳动。为此,在这个会议上引发了一场争论。前一种考虑最终被接受,这就在宪法里写进了关于议员、总统和法官们的“俸给”的规定,但是这些“俸给”并不能让官员发财。

  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出身底层,是曾经跟随华盛顿从军多年的“有功之臣”。就是他力促制宪会议的召开,以后又主持发表一系列《联邦党人文件》,促进各州通过联邦宪法。华盛顿上任总统的时候,合众国的财政处于崩溃状态。在战争期间为华盛顿的军队筹款的银行家罗伯特·莫利斯对华盛顿说,在美国只有一个人有本事把国家财政搞好,这个人就是汉密尔顿。华盛顿遂任命汉密尔顿为合众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几年以后,在他的努力下,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甚至超出了莫利斯的意料,联邦政府成为西方信用最好的政府。这时候汉密尔顿不顾华盛顿的挽留辞职了,他要回到纽约重操律师旧业。因为虽然国家富了,他这几年官当下来,个人实在太穷,他说他要赚点钱来改善自家的经济状况。后来他经常在自己的律师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这个奠定了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基础的人,不得不辞职以后努力干活来养活家小。

  现在的美国,政界和商界,自然不是象华盛顿时代那样的“清廉”了,但是为官和发财,仍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由于通货是年年稳定膨胀,而联邦和各州议会或行政长官的年薪却要立法才能修改,他们的薪金变化常常跟不上通货的膨胀。地方小镇的镇长等官员,往往是选举出来的本地热心人,他们的公务报酬都很少,都得兼职工作才能维生。前两年,我们的小镇上决定给所有民选官员的薪金翻一番,即使如此,还是低得不可思议。前年,佐治亚州决定立法给州议会议员薪金增加一倍,因为若再这样维持低薪,“就吸引不了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只有二流人才和特别富有的富家子弟肯出来从政了”。

  谁都知道,美国有很多富人,但是最富的人肯定不是当官的人,官场上的头面人物肯定都不算很富的人,更不可能通过从政来致富。克林顿总统受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象猎犬一样追查几年,起因是“白水案”,一件几十年前的土地开发计划,要查的是当时的州长克林顿有没有利用权力来发财的行为。

  现在的美国人怎么能做得到鱼和熊掌只取其一呢?他们是怎么反腐败的呢?现在大概不再是两百年前绅士的荣誉感在保证为官者的清廉了,还是要靠制度起作用。其实也很简单。严密细致的法律固然是一套技术设置,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固然不可或缺,最关键的是,美国的政界人物,无一例外,永远都有一个反对派在那儿盯着。再高明的大夫,你也不能指望他给自己开刀治病。反对派的存在,是防止腐败的制度设置中一个不可减免的原则,乃防止腐败之不二法门。什么时候制度设置中没有了反对者的空间,反对派消失了,那么,不用多久,贪污腐败就开始绵绵不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