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国力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卷进了世界大战之中。俄罗斯流亡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目睹着这场战争深刻地把俄罗斯引进世界生活,他强烈地预感到,俄罗斯作为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桥梁,必将对世界产生独一无二的影响。他在《俄罗斯的命运》中总结了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并意识到俄罗斯的神秘使命,“俄罗斯面临着伟大的世界任务”,“俄罗斯的创造精神终究会在世界精神舞台上赢得伟大强国的地位”。[2]然而,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洞悉使别尔嘉耶夫看到,俄罗斯传统中对真理的追求的纯哲学被认为是缺乏道德感、叛离民众的,这使俄罗斯人不仅缺乏哲学知识而且缺乏创造真实哲学的精神结构和评价方式。因此,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文化方面远远不及其政治军事方面的世界地位。别尔嘉耶夫忧心忡忡地说:

  “俄罗斯的精神文化,还没有在世界上占有伟大强国的地位,而这种精神文化才是生活的核心,国家机器不过是表面的外壳和工具而已。”[1]

  苏联的国际地位在二战中达到顶峰,但昙花一现之后,其国力于“冷战”中不断疲软,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解体,俄罗斯民族的命运风雨飘摇。在这近百年的历史中,俄罗斯没有贡献过有世界范围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俄罗斯的精神文化始终不曾占过“伟大强国的地位”。真正的世界强国,不止是经济、军事的强国,更是精神、意志的强国。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总伴随有一批文化巨人的诞生。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帕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德意志,有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在法兰西,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伟大的精神文化构成了民族生活的核心,使该民族焕发出旺盛的、常新的生命。俄罗斯诞生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担当罪恶、自虐灵魂的思想家和作家,诞生了像列夫?托尔斯泰一样号召“去爱吧”的宗教式作家,诞生了像高尔基一样真正为人民写作的文豪。坚定的信仰激发着这批精神巨子的道德勇气,他们在自由的朝圣之路上鞭挞自己心灵中的魔鬼,在对人民炽热的爱及真诚的忏悔中追求着理想的天国。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候鼓舞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然而,不论是西方派还是斯拉夫派,都无法孕育出自己民族的伟大哲学家,无法产生泽被世界的哲学思想。“俄罗斯知识阶层诸多的心理特质,使他们忽略了具有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同时也忽略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哲学内涵。”[3]集中的军事化国家建设曾使苏联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军事机构,使之成为国力居世界一流地位的霸权国家。然而,国家机器的强大,国际地位的显赫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是灾难。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俄罗斯帝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国内人民的生命在“红色恐怖”中像蚂蝼一样毫无保障,任人宰割。缺少伟大的文化精神,国家机器实质上仅是一片貌似辉煌的废墟。

  古老的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中兴,成为世界先进民族,不仅需要综合国力的全面提高,更需要精神文化的重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在“以经济为中心”的指导下,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机器也随之而渐趋完善。国力一步步强大,文化忧虑却一步步浮出水面。放眼现实中国,一批清醒着、前进着、求索着的知识分子惊恐地发现,经济发展的表面繁荣无法掩盖深层文化精神的失落,我们的精神世界是一整片荒漠,我们的价值领域是一大片芜园!汉唐那种国力极为强盛,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以儒学为主要支柱的传统文化经过宋明理学的改造,在政治权力的利用、改造中构建成为以礼为核心的“孔家店”,早已和明清王朝一同腐朽。“五四”之手颠覆了“孔家店”的表层结构,深层的国民性积习却延继下来。传统的“酱缸文化”与西方的拜金主义、庸俗市侩习气相结合,加之“文革”中极端英雄主义的破产导致民族心理从亢奋突转虚脱,杂交而导致当今的道德沦丧、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那种杂交所产生的怪胎不但不足以作为一种高尚民族精神滋养国人的心灵,反而成为焕新民族精神、催生哲学文化的巨大包袱。我们迫切需要毅然抛弃这一包袱,冲决历史之罗网,重构一种价值被相对公认、足以支配民族心理的哲学精神。

  民族的活力和生命体现于其对自身历史的反省、批判的能力之中,因为新的创造寓于对旧的反思与批判。二十世纪初的精神危机中,启蒙斗士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批判的同时,表现出对中国历史、哲学进行反思、梳理的强烈要求并致力于民族精神的重建,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华民族吐旧纳新的活力。然而,这种重建工作却因一系列的“事变”战胜“思变”而中途死亡。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民族精神却坠入深重的危机之中。八十年代以后,当文化危机已达到令人惊心动魄的地步时,知识阶层却表现出对历史的批判精神的虚薄与反思能力的严重缺失。暴风骤雨式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今天的知识分子心有余悸,失去自由思考、自由创作的勇气,而传统糟粕的积习更使他们无法割断与传统积习的脐带。向统治者抛媚眼,献颂歌成为文化界的主流唱调,连学术泰山文学北斗也纷纷自足地高歌“告别革命”,“逃避崇高”。而对刚刚经历过的法西斯式野蛮、疯狂的生活,中国人竟几乎从不真正地自惭、自愧、自省、自悔,徒让血腥于惊人的平静中逐渐地淡化、消失。俄罗斯思想家C?H? 布尔加科夫在《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中,对俄罗斯革命后的思想危机有这样的评述:“在政治危机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精神危机。这一危机要求深刻、集中的思考,要求自我深化、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如果俄国社会依然充满着生机活力,如果在它的机体内部还隐含着未来的种子,那么这种生机活力应该首先在更倾向于反思历史的愿望和能力中表现出来。”?当前中华民族对“文革”的态度,充分反映出这个民族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之后民族活力的完全缺失与民族精神的极度疲弱。“未来的种子”应深埋于对历史的理性批判、反思的土壤之中,没有反思历史就无法把握未来。正如摩罗所说:“回忆罪恶就是对罪恶的清算和清洗,没有这样的清算清洗,人只会永远陷在他过去的罪恶之中,并且只会沿着这种罪恶的惯性无可自控地继续进行那样的罪恶活动。”[5]

  我们被笼罩在“强盛”的国家外壳的光辉中,乐滋滋地沉醉于“民族自豪感”的意淫快感与衣食无忧的庸俗生活中,民族文化创新精神在外力与内力的双重压迫下不断萎缩。缺少对历史的反思就是对历史的背叛。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华民族这样饱经风霜,惨经蹂躏的国度,其民族精神理应基于历史的义愤感与苍凉感磨砺出来的一股顽强不屈、百折不回的锐气,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批判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创造性地在文化的推陈出新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精神体系,黑格尔说过:“一个国家没有哲学,就像一座雄伟的庙中没有一个神像一样,空空荡荡,徒有其表,因为它没有可信仰的东西,可尊敬的东西。”如果缺少深刻反思历史,咀嚼耻辱的勇气,如果没有对罪恶的清算和清洗,不管国家机器是多么完善,国际地位是多么显赫,中华民族的振兴将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注:

  [2][1]见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3]见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出自《路标集》,彭甑,曾予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4]出自《路标集》。

  [5]见摩罗《记忆罪恶》,出自《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